杨伟民：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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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在他的演讲中提出了三个判断。“中等收入陷阱”等法律可能不适用于中国，而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提供了有利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本条件。

2.居民的高杠杆率影响了消费的增长速度，而目前的多生产少消费的局面导致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零售总额增长率下降的直接结果是工业产品产量下降和工业增长下降，这实际上是导致目前经济下滑的主要因素。

3.传统产业仍有很大的市场，可以用新技术和数字经济升级，优化生产供应，减少污染和提高质量。

“中国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工业体系完备，支撑能力强，所以我们不能浪费武术。”杨伟民说:“如果我们能调动14亿人追求更好生活的积极性，调动1亿多市场参与者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我认为中国并不担心经济增长。”

杨伟民认为，“目前，中国的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问题交织在一起，人口规模等因素是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改革是增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他对中国在金融、科技、实体经济、房地产、行政和区域治理等领域的下一步改革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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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条件

文本|杨伟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2020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完成。为确保“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完成，必须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防止经济惯性下降。众所周知，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做了全面部署。我将谈谈我自己的理解。

像“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法律可能不适用于中国

首先，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总结出一些所谓的规律或定理，如著名的“中等收入陷阱”等。我认为这些概念可能不适合中国。

研究经济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理论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主要通过逻辑抽象和数学推导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而实证经济学实际上是用统计的方法来总结历史上各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得出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等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率必然会下降。

过去，人们相信实证经济学得出的这些结论和规律，如配第-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理等。，但我认为它们可能不适合以后的国家。由于全球化、科技进步等因素，后发国家不会完全走前发国家的道路，国家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大。

观察过去已经陷入或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与这些国家完全不同。这些国家的最大人口是1亿，而中国的人口是这个数字的十倍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人口规模大，经济就会自然增长。人口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它必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庞大的人口提供了有利于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

居民的高杠杆影响消费增长

中国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快速增长的一个逻辑是，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消费能力的增长，但现在这个逻辑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但还没有成为世界市场大国。由此导致的问题是产量增加、消费量减少和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减缓了国际市场的增长，所以如果我们想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越来越依赖国内消费。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消费在拉动中国经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潜在市场非常大。

但现在的问题是消费增长开始放缓，一个直接的表现是零售总额增长率下降，其中一个原因是居民的高杠杆。从2008年到2018年，中国居民的杠杆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以上。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计算，现在居民总负债超过50万亿元，而居民总收入是40万亿元。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居民的债务偿还率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接近40%。我也看过一个数据。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占收入的比重为69.8%，70%的收入用于消费。然而，在201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66.5%，下降了3.3个百分点，即居民的消费能力下降。

为什么收入增加而消费减少，储蓄率下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居民的收入被用来偿还贷款。城镇居民每月必须支付一定的收入来偿还贷款，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当前的消费。

传统产业在空仍然有很大的市场

零售总额增长率下降的直接结果是工业产品产量的减少。从2007年到2018年，89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与2007年以来的历史峰值相比下降了57种，降幅相当大。当然，这里的产品并不都是消费品，但投资产品的减少最终会体现在消费上。

减产的直接后果是工业增长的下降。经济增长其实很简单。随着产出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上升，因此工业生产的下降实际上是导致当前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众所周知，2012年工业增加值仍为8.1%，今年前三季度降至5.6%，这是中国目前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工业产品的产量减少了？我认为有几种情况:

有些已经达到了物质消费的高峰，比如煤炭，它不会再增加了。无论价格如何变化，中国的消费都不会再增加。煤炭消费量在2013年达到42亿吨的峰值，2018年降至38亿吨。尽管在此期间有所波动，但产量没有超过42亿吨，因此产量也有所下降。有些已经被新产品所取代，如传真机。现在产量比历史峰值下降了80%，因为它已经被新产品所取代。一些资源被耗尽，例如，原油产量正在下降。

然而，更多的产品被削减，因为消费高峰尚未到来。也就是说，从潜在的消费需求来看，这些产品的消费增长仍然很大，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目前的购买力不足，这进一步导致了产品产量的下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汽车，它实际上是影响零售总额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目前1000人的汽车拥有量仅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和90年代中期的韩国，我们的汽车消费潜力仍然相当大。

又如，与目前的需求相比，按照目前的消费需求，钢棒、线材等传统工业产品的产量是足够的。2014年是这两种产品的高峰期，2018年与2014年相比分别下降了7.7%和16%。然而，如果我们把每年超过2亿的农业移民和大约800万的毕业生考虑在内，而这些人在城市里没有完整和功能良好的住房，我认为钢棒和线材的消费高峰实际上还没有到来。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化。2010年，中国城乡人口约为6.7亿，比例大致相同。但是到2018年，城市人口已经达到8.2亿，农民人口已经减少到5.6亿，大量农业人口已经转移到城市，但是他们的住房不能转移到城市，城市没有为他们准备住房。因此，如果我们的住房制度不仅是为城市中的登记人口，而且也为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外国大学毕业生的永久居民，建造一些他们能够负担得起和出租的房子，那么在一线和二线城市将会有大量的住房缺口。为了弥补这一差距，相关产品的消费和生产将会拉动，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因此，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住房不应投机”，但它也提出“增加城市困难群众的住房保障，加强城市更新和现有住房升级，做好旧城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我们现在可能有足够的住房，但是20世纪80年代建造的房子不能完全发挥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升级。超过2亿的城市新居民，尤其是一线和二线城市，一步就买不起房子。即使首付能够支付，收入也可能不足以偿还贷款。因此，中央经济工作协会的这四句话都是为了增加住房短缺城市的住房供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绝大多数传统工业产品还没有达到实物峰值，这与产能峰值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钢铁产能已经达到峰值，但很难说消费已经达到峰值。在这样的判断下，我们需要观察历史的时间点。为什么我们说煤已经达到了物理峰值？从历史上看，2013年的峰值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中国也承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我们想用煤来开发新能源，所以煤一定达到了它的顶峰。实物峰值与价格无关，无论价格上涨还是下跌，都不会对消费产生太大影响。

因此，传统产业仍有很大的市场。现在强调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我不认为各地都应该急于发展新产业，也不应该全面关闭传统产业。我们可以利用新技术和数字经济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优化生产和供应，减少污染和提高质量。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仍然需要化学产品、沙子和石头，人们也需要猪，但我们应该使用更清洁、更安全和可持续的方法来生产它们。

近期要推进的几项改革

中国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其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支持能力，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自己的武术。中国有条件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迟在2021年，我们的消费市场肯定会超过美国。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学毕业生、最完整的工业系统、最强大的工业支持能力和最大数量的大数据。人口规模有利于中国的创新，因为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依赖于数据，那么数据从何而来？人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未来的创新和发展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有基本的条件。我们也有最高的劳动参与率和最勤奋的工人...这些条件足以支撑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

当然，我不认为主要问题是在几年和几个季度之间增加得更快或更慢。我们的问题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它们限制了这些条件向真正增长的转变。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结构性、体制性和阶段性问题相互交织，人口规模等是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改革是增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结构性改革。如果我们能调动14亿人追求更好生活的热情，调动1亿多市场参与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我认为中国并不担心经济增长。

在不久的将来，我认为有必要加快以下改革。

在金融领域，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金融改革阐述得最多。为什么？因为现在金融业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问题。去年，总书记特别提出了金融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谈到了许多金融行业改革。

加快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财富管理最终应该投资实体经济。平衡防范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之间的“度”非常重要。我们不仅要防范风险，还要记住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为了防范风险，所有的钱都被抽回来了。没有实体经济，金融“血液”流向哪里？扩大股权融资来源，完善资本市场基础体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

银行体系也需要逐步优化。银行体系应适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长期共存，以及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长期共存，完善银行体系结构，促进中小银行主业集中。我们应该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以适应技术企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制造企业的升级。现在我们需要提升制造业的金融服务，但是过去的一些金融贷款产品可能不能满足现代制造业的需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明年要降低融资成本，因为只有降低融资成本，民营企业才能看到投资的回报。同时，有必要减轻居民偿还贷款的压力。从表面上看，银行的利润会有所减少，但只有通过推动消费和工业复苏，银行贷款才能成为目标。

在科学技术领域，有必要建立发明科技成果的产权制度，由“谁贡献谁拥有”转变为“谁开发谁拥有，谁改造谁受益”。目前，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如果这一改革在未来得到推进，我相信将会涌现出数以千计的科技企业。

在实体经济领域，要加快建立市场清算体系，形成市场化、法治化的有序清算。自2015年中央政府提出结构性供应方改革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必须提出淘汰僵尸企业。我在这方面也做了研究，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调整僵尸企业欠税和滞纳金的管理方式，组织僵尸企业统一借贷和偿还，或者全面担保债务，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以及打破企业不同部门不同规定造成的僵局。但如果这件事不做，将来会更麻烦。

在房地产领域，要加快建立租售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统筹推进城市非户籍人口、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住房公积金、住宅政策性银行、租赁市场规范等改革。

在行政方面，商业环境普遍得到改善，以提高治理能力，降低机构交易成本。然而，在一些地区，仍然很难申请认证和许可证，在一些地区，新官员忽视旧帐户，并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因此，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模式。这次中央专门讲了四个重要的认识，都是有针对性的。一是从系统论的角度优化经济治理模式，强化整体观念。仅仅从地方、地方和地方范围来做是有问题的，有必要在多个目标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很难动态平衡，但至少应该先平衡，而不仅仅是一个方面。

在区域治理方面，有必要加快建立空.例如，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空气和水)、生态、流域、城市和城市群的不同要求，城市治理和环境治理的要求是不同的。空.人们常说,“一刀切”是因为没有在头脑中建立空治理和空单位的概念。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功能与另一个地区不同。如果采用同样的要求和目标，肯定会导致所谓的“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