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而兴]余永定：经济增速是一切的基石 扩张性政策下 借力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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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今年粮食总产量超过2000亿斤，2018年达到1.32万亿斤。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9.1亿元，2018年为90.03万亿元。在过去的70年里，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崛起、变富到变强，实现了成功的跨越。

时代的车轮不会停止，发展还在继续。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时间奖励真的消失了吗？如何解决经济“脱离实际”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金融界与余永定展开了深入对话。

稳定经济增长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

当被问及最关心的经济、金融和民生问题是什么时，余永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

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2.2%。现在，201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3%。在过去九年中，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仅在个别年份的个别季度持平，偶尔在更多的个别季度出现反弹(2012年第四季度)。

在9年时间里，从12.2%下降到6.3%，下降是显而易见的，这让余永定感到担忧。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是“L”型的。从数据来看，虽然“|”的增长已经实现，但稳定的“-”并没有实现，反而还在下降。余永定说:“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现在稳定在6.3%，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不过，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没有反弹的迹象，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感到悲观。”他接着说:“事实上，根据中国的情况，6.5%的增长率已经在降低标准。”

那么，经济增长放缓的后果是什么？

中国过去70年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持续下滑将增加解决其他问题的难度。因为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脆弱性的所有重要指标的分母。

坏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993年5月，当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时，当时的总理发表讲话，限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资产泡沫破裂，并导致不良贷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不良风险逐渐暴露。数据显示，银行的不良率从1992年的20%左右上升到1998年的33%左右。

不良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讨论。余永定回忆道:“1999年，经济学家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政府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吗？”当时，两派争论不休。[2]

经过慎重考虑，中央政府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3]然后迎来了经济增长的强劲复苏。从1998年到2000年，增长率仍处于过渡阶段，并不高。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爆发，进入10%以上的高速增长期，不良债务问题迎刃而解。

另外两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和20世纪20年代初的银行改革，两者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余永定认为，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如果僵尸企业的工厂在经济增长低、工人收入低的时候关闭了，工人怎么安置？这是无法解决的，但在高增长率时期，类似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余永定反复强调:“要抑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最好是有一个更强的反弹。否则，其他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国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抑制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

改革不是一次性的，红利是有的，但我们必须抓住机遇

"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

余永定澄清了这句话。所谓“一次性”是一些特定制度的改变。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取消了公社和生产队，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契约制度之前，供应短缺，蔬菜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改革后，食物和蔬菜很容易获得。“一次性”是指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巨大刺激作用的政策变化。

同样，也有地方政府出售土地来增加收入，这种政策真的不会再发生了。毕竟，这里只有一块土地，当它卖完的时候，它就没了。此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人口红利已经基本耗尽，在大多数人的有生之年，人口红利不会再来。

但是改革不是一次性的。

索洛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重要而权威的模型，它指出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是人均收入，而不是收入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收入还不够高。

一方面，这表明中国离成为发达国家还很远，但也证明我们仍有相当大的增长和发展潜力。余永定以农村地区为例:“许多地区仍在探索，这是一个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的机会。只要有奖金，关键是要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

面对多重国债，政府率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从虚拟走向现实

“从虚拟到真实”是余永定关注的另一个话题。对于“如何实现这个口号”，他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要加强监督。第二，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促进中国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增长。第三，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范围，将城市现代化纳入基础设施。[4]

针对第三点，余永定想了很多:“现在很多人主张进入城市化阶段，人口应该集中在城市。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也同意这个观点。政府机构的规划应该以城市为重点，而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也非常匮乏。例如，北京的停车场太少，每一个停车位都让人头疼。另外，中国的自来水不能直接消耗，所以改造地下管道和净化水也是一个大项目。我还看到一些学者建议将城市分层，将机动车和行人分开，不要相互干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此外，许多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开发不仅有市场需求，也有投资需求。例如，芯片，可再生能源等等。然而，这种项目每次都要花费数万亿美元。虽然短期内很难盈利，但对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会有长远的好处。余永定认为政府和资本都应该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回顾历史，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然，中国现阶段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市场力量，资本不会流向这些地方。余永定指出，当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时，即使在最市场化的西方国家，政府也需要发挥其作用。他认为，政府应该“带头”投资(广义的)基础设施，以创造“挤入效应”。当产业发展上升时，将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更多的项目从中受益。这样，民营企业就愿意进入市场，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货币自然会从虚拟经济流向强势经济。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政府应该抓住时机，及时撤出，不应该与人民"争夺利润"。

与此同时，这引发了对余永定的另一种思考:“为什么中国缺乏经济增长和私人投资的动力？因为经济增长在下降，市场在悲观，必须有人带头创造需求，基础设施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民营企业不会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这种项目短期内不能赚钱，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谁会做这样的事？只有国家能做到。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没有钱，该怎么办呢？发行国债。现在，我们一直强调减税和减费。如果收入减少了，我们该怎么办？不得不借钱。碰巧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每个人都愿意购买国债。那就寄出去。”因此，余永定认为，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国家应该发行更多的国债。

余永定告诉金融界，国务院常务委员会最近传达了许多令人鼓舞的信息。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坚持扩张性财政政策，以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增加以推进城镇化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企业盈利能力将会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提高，虚无主义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将会理顺。

最后，余永定说:“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一切。能否发挥制度优势，能否合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是正确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

[1]债务规模=中央政府债务/gdp。当债务增长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时，杠杆率将继续上升。当债务增长率下降，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更多时，杠杆率将上升而不是下降，这将对整个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形成恶性循环。

[2]一种观点认为财务状况已经很糟糕。如果此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促进杠杆率的提高，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反对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当经济增长率上升时，杠杆率就会下降。

[3]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在考虑是否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空是否有发行国债的空间。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发行债券，而债务融资的重要约束是国债收益率。欧洲陷入严重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一些国家无法负担收益率超过6%的国债，因此无法发行。然而，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1998年，中国的老男女都在排队购买国债，所以中国的国债可以保持较低的回报率。当一个国家能够以较低的收益率发行债券时，这意味着它能够为投资筹集资金。

[4]这里的城市现代化是指可再生能源、停车场、地下管道、自来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