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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克里斯蒂娜·菲克频道;作者:、陈
8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突破7,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全球风险资产普遍下降。美国政府采取威逼政策,无端指责人民币汇率。
1.汇率威逼的诬告:“包7”不再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执念,而是出人意料地成为了美国财政部的“恶魔”!!
当人民币汇率突破“7”时,它会是“混合人民币”债券市场的“灵珠”还是“灵丹妙药”?文章指出,我们应该理性对待突破“7”的人民币汇率,不要过度恐慌。这次人民币汇率突破了“7 ”,表明空之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增加,有利于发挥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平衡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上对经济和国际收支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一方面,汇率的市场波动有利于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如果汇率制度僵化,维持不合理的高估,市场将有长期的贬值预期,这将导致投机套利。人们倾向于持有外汇而不是本币,这将增加资本外流的压力。汇率市场化决策机制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储备稳定。
另一方面,增加汇率波动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满足宏观经济形势的需要。政治局会议要求有效处理经贸摩擦,全面做好“六个稳定”工作。在内外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适度贬值有利于重塑外贸部门的竞争力,对冲出口压力,促进进出口平衡。
短期内,市场供求和美元走势也会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产生较大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基本面。
中美两国的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汇率的趋势性贬值。从基本面来看,美国经济的周期性下降趋势是明显的。美国第二季度gdp增长率下降,7月ism制造业pmi连续第四个月下降,从6月的52.7降至7月的51.2,创下2016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非农就业数据低于预期,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下降,5月和6月的数据也大幅下降。中国经济保持了底部震荡和适度复苏,上半年经济增速保持在6.3%。因此,只要应对措施得当,人民币汇率就能保持合理的稳定水平,不会出现大幅贬值的趋势。
从影响力来看,趋势贬值弊大于利。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和突发事件的影响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发、适度的市场化波动有利于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但是,如果持续贬值,导致市场趋势性贬值预期,就会出现人民币贬值的自我预期实现和正反馈的自我强化,从而导致人民币趋势性贬值、资本外流、外汇储备快速下降、外贸出口滞后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弊大于利。
中国无意让人民币贬值。8月5日,央行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鉴于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反馈行为,应采取必要、有针对性的措施,坚决打击短期投机,保持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稳定市场预期。央行网站上发布的《易纲主席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谈话》也指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恪守以往G20领导人峰会在汇率问题上的承诺精神,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不进行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不将汇率作为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干扰的工具。中国人民银行一直致力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一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无论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来看,还是从市场供求平衡来看,当前人民币汇率都处于一个合适的水平。尽管由于外部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近期有所波动,但我对人民币将继续成为强势货币充满信心。中国人民银行经验丰富,有能力保持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同时,据央行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将于2019年8月14日在香港发行两张人民币央行票据,总发行量为300亿元。在离岸市场发行央行票据有利于人民币的退出,也是维持汇率的一项措施。
第二,以史为鉴:广场协议后日本的“穷途末路”与德国的“涅磐重生”,不能放纵的鸦片——货币的大水泡!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快速增长的奇迹消失了,泡沫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破灭。从此,它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20年”,经济陷入衰退和超低速增长。
从外部来看,美国抑制和约束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事实上,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关税战争一直在持续,如“纺织品战争”、“钢铁战争”、“彩电摩擦”、“汽车摩擦”等。从1985年到1986年,美国加入西方主要经济大国的行列,迫使日本签署著名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大幅上升。从1985年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升值50%以上,这大大削弱了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导致产业链向海外转移。
面对美日贸易战,日本政府在应对危机时犯了错误。日本政府选择了外部升值(日元升值)和内部贬值(货币宽松)。出口受到影响后,日本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通过货币释放和财政扩张来刺激出口,却忽视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措施。结果,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导致资产泡沫,抑制了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当时,日本人口老龄化加速,经济活力下降,泡沫最终破裂,经济长期低迷。
然而,广场协议并不仅仅针对日本。在广场协议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贸易顺差国家,也被要求让其货币对美元升值。1985年至1987年间,日本和德国的货币经历了类似的升值,但它们在资产价格和随后的长期增长方面的表现却大不相同。
德国能够实现平稳的“软着陆”。首先,德国央行在二战后旗帜鲜明地反对高通胀,对货币宽松政策非常谨慎,这甚至影响了欧洲央行当前的货币政策目标。广场协议导致德国经济增长下滑,德国央行下调存款利率以稳定增长,但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防止流动性扩散。
其次,德国的外贸出口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较低,其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出口占相对较高的比重。与此同时,欧洲共同体在1972年达成了汇率联动机制,该地区货币之间的波动幅度被限制在2.25%。因此,尽管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迅速升值,但对其他主要出口目标的汇率保持相对稳定。
第三,德国没有刺激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而是侧重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以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技术水平。广场协议后,日本的财政政策扩张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德国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对企业和个人减税,通过财政补贴支持企业在R&D的投资,补贴一些利润低、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生产行业等。,这确保了资本“脱离了虚拟到真实”,并且德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没有受到损害。
从过去吸取的教训。根据日本和德国在遭遇汇率甚至贸易欺凌后的反应和最终结果,面对外部冲击,货币政策应保持强势,注重国内结构改革、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塑造经济的长期竞争力。
短期内,日本通过放松货币政策“低利率鸦片”使自己陷入瘫痪,这造成了短期经济繁荣的假象,并最终导致泡沫破裂后的“崩溃”。
第三,中国的药方——“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告别释放巨额金钱刺激绑架!
从7月政治局会议发布的信号来看,政策的基调是“稳定的宏观政策”和“做好自己的事”。
我们认为,“做好自己的事”的核心是促进高质量发展,重点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高基础产业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发展整个产业链,避免陷入困境。
“宏观政策应该稳定”的意思是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强刺激措施。在实现“六个稳定”的手段选择上,如果政策是“促改革>宽信贷>宽金融>宽货币”的组合,货币政策将比当前市场预期宽松。
央行最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的背景下,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行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这已经表明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政府的决心。
在央行的基调下,债券市场应该是一个波动的市场,而不是单边趋势牛市。从债券市场的表现来看,长期债券市场仍然是一个拥挤的交易。目前,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处于震荡区间的边界,因此有必要警惕调整风险。
(本文是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该机构的立场)
标题:以日为镜!当前切忌用“大放水”来应对美国汇率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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