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推进结构性改革 是激活发展潜能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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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周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0年的经济发展和政策方向定下了基调。会议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势头的关键时期。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问题交织在一起，“三相叠加”的影响继续加深，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从外部看，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仍处于深度调整时期。然而，中国经济在保持稳定和长期改善的同时取得进步的基本趋势并没有改变。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中央政府保持强势，从容应对，积极准备。会议指出，为实现明年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定”二字，坚持宏观政策稳定，完善和加强“六个稳定”措施，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量的稳步提高。这些基调的表达与最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脉相承，“稳定”一词出现在29个地方，反映了稳定增长的重要性。“稳定”是指积极适应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常态，是指保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指中国不再搞“洪水灌溉”式的强刺激。

新常态下实现稳定增长，关键是转动改革创新的两个轮子，通过深化改革为稳定增长提供不竭动力，通过科技创新为稳定增长提供强有力支撑。会议公报中有28处提到“改革”，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诚意。全面深化改革，打破发展面临的体制和制度障碍，激发潜在的发展潜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为中国和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增添新的活力，拓展新的空空间。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这是事实。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主要源于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因素，中央决策层的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结构性”是指中长期难以改变的客观因素，如中期人口问题。结构性问题很难被经济政策所回避，需要相对复杂的系统调整。“制度”因素是指过时的制度问题，只有彻底改革才能解决。“周期性”因素是指短期需求的波动。解决办法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冲”波动，即所谓的“反周期”调整。

面对结构性问题，需要系统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包括一系列政策组合，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也就是说，要实现长期均衡，不仅需要市场机制改革，还需要财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投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以及教育和就业等一系列长期系统的结构性改革措施。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解决供求结构性失衡的困难。根据最新的cpi和ppi数据，cpi和ppi之间的偏差表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在这方面，中央政府显然已经抓住了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中的关键问题。过去，制度问题主要是在学术界的改革中讨论的。现在，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结构”和“制度”问题显然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其影响超过了“周期性”问题。这是第一次。这一新的提法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在未来将会发生变化，这也关系到工业发展和企业发展的环境改善。会议指出，要科学稳妥地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周期调整，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的全过程；我们必须从系统论的角度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强化整体观念，寻求多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根据这一逻辑，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结构和体制问题，这意味着中国今后将加强结构和体制改革。比如，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市场化来引导中国的经济改革。

从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规划来看，国有企业改革是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会议提出要制定和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提高国有企业改革的综合效果，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与此同时，我们将加快农业和金融的供给结构改革，高度重视工业和消费的“双升级”。原因再明显不过了。结构和体制改革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改革难点。只有突破制度障碍，有效推进制度改革，才能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扫清制度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