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监管背景下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应对措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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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监管背景下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对策选择

——基于巴塞尔协议iii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影响和启示

摘要:金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监管者必须通过严格的监管措施维护健康稳定的金融市场体系。当前，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实施强监管、严监管的背景下，一个稳定、良好的商业银行体系对保障金融安全至关重要。本文以中国和欧盟两个重要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为基础，对监管政策和规定比率进行了定量比较，探讨了中国金融业监管的现状，以及商业银行应对日益严格的监管措施的对策和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金融业及其监管者都意识到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此前提下，1988年《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国际协议》(巴塞尔协议一)应运而生，该协议规定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并加强了对银行资本和风险资产的管理，以消除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从几次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巴塞尔协议》已经从《巴塞尔一号协议》演变为《巴塞尔三号协议》(新巴塞尔协议)。尽管新巴塞尔协议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要求，强化了商业银行资本的核心地位，创造性地建立了资本缓冲机制，并有针对性地设定了杠杆率指标，但在这些创新性突破的背后，新巴塞尔协议暴露出的缺陷和不足并没有得到完全修复，尤其是在顺周期监管和系统性定价风险方面。鉴于巴塞尔新协议暴露出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于2017年通过了巴塞尔新协议的最终版本，并将于2022年正式实施。

鉴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1年确定了银行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和银行流动性风险四项监管工具指标，构建了适合中国银行业稳健发展的新的银行监管体系框架。与此同时，后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杠杆率、贷款损失、流动性风险和资本管理的法律法规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目前，国内金融监管当局和国际监管机构已经就风险管理达成共识，将风险管理作为金融监管的核心。本文将比较中国和欧盟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重点放在银行业，并比较两个经济体大型银行的监管数据。从银行监管的角度来看，与巴塞尔协议iii标准相比，中国更严格的银行风险监管降低了中国银行业的经营风险，但需要一部更加完善的相关法律来维护该标准所带来的稳健的银行业。

卡拉(2013)衡量了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管制的严格程度，提出欧盟属于高收入水平的高度发达市场，而中国属于中高收入水平的新兴市场。结果表明，首先，平均投资回报率较高或国有银行比例较高的国家通常采用较宽松的资本监管标准；第二，银行业预期回报相对稳定、银行业高度集中的国家往往在资本监管法律法规中使用不太严格的监管方法。然而，随着巴塞尔协议iii最终版本的推出，银行的风险监管体系只会越来越严格。在统一的标准下，各国对银行的监管只能在已经严格的监管基础上更进一步。

冯(2019)对德国银行业监管的研究表明，德国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的起步早于中国。在先进发达的监管体系下，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得到了保障，同时，德国在监管中也运用了大量的社会监督权。Cucinelli等人(2018)指出，与采用标准方法(sa)的银行相比，采用内部评级法衡量信用风险的银行能够更成功地抑制宏观经济放缓导致的信用风险增加。这里irb显示出比sa更好的性能。因此，本文将通过信用风险度量对选定国家的银行监管进行比较。与欧盟和中国相比，美国监管银行业的时间要早得多。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银行业严格划分为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试图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这种粗略的一刀切的监管越来越不符合日益国际化的竞争，并最终在1999年被废除。然而，1933年银行法被废除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由于美国商业银行在实际运作中受到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专业机构的联合监管，在这种多方监管模式下，新兴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并未得到有效覆盖，最终以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为导火索，引发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虽然美国也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成员，但美国的银行监管非常复杂，银行体系与欧洲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不研究和分析美国的商业银行。

陆民峰(2019)提到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历史上，中国每次银行业改革的重点都是如何防范和降低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业的安全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金融业的稳定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确保金融业的平稳运行，防范系统性风险，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布局的根本性战略。kin等人(2013年)的研究表明，放松准入要求的放松管制措施可能会削弱银行业的稳定性。

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如何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上。然而，大多数研究忽视了现阶段中国与巴塞尔委员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根本差异，忽视了与高度发达经济体相同甚至更严格的监管指标，没有考虑到严格的银行监管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没有很好地平衡风险和收益，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文以中国和欧盟大型银行的监管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它们各自法律法规的要求，认为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比欧洲国家更严格。一方面，严格监管有效降低了我国银行的操作风险，有效降低了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过于严格的监管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银行积压大量资金以满足监管需要，从而降低银行的利润率，不利于中国银行业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

为了衡量银行的信用风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指定了两种方法来计算风险加权资产(rwa)，如上所述: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世界上大多数银行使用标准方法来承担信用风险。根据这种方法，监管机构设定银行风险敞口的风险权重，以确定风险加权资产。根据标准方法，银行使用规定的风险权重表来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巴塞尔协议iii要求使用信用评级的银行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对于提交给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中央银行(ecb)、欧洲委员会(ec)和多边开发银行(mdb)的索赔，风险权重为0%。同时，零售贷款包括信用卡、透支、汽车贷款、个人金融和小微企业，风险权重为75%。以住宅抵押担保的债权，风险权重为50%，而以商业房地产担保的债权，风险权重为100%。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第50条至第74条对风险权重也有详细要求。

资本要求是对若干资本比率的规定，如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

通常情况下，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可以被视为安全、低风险的银行，基本上能够满足监管要求。

银行信贷风险的计量可以采用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覆盖率，计算如下: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要求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同时，商业银行需要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留出2.5%的风险加权资产作为储备资本，由核心一级资本满足。这意味着，在增加储备资本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至少达到7.5%。同时，该方法增加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额外资本要求，暂定为1%，如表1所示

表1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

11.5

目前，宏观审慎评估被用来形成三种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即国家、地区和普通机构。如表2所示；

表2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分类

股份制银行和其他

根据近年来中国五大国有上市银行的公开披露数据和欧盟主要银行的披露数据(见图1)，截至2018年，中国商业银行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平均高于欧盟同期水平，表明中国对一级核心资本的监管比欧盟国家更加严格。同时，对比平均资本充足率(见图2)，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各大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略低于欧盟水平，但2018年数据将提高到15.41%，非常接近欧盟目前的水平。根据目前银行业的严格监管程度，可以预测，2019年各银行的财务报告中，中国商业银行的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将超过欧盟水平。

图1银行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比较

图2中欧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比较

其次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覆盖率的比较。本世纪初，由于监管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中国经历了一个高不良贷款率时期，一直持续到2007-2008年。在此期间，中国加强了信贷风险控制，降低了不良贷款率。近五年来，随着监管的不断加强和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不良贷款率远低于同期的欧盟(图3)。

图3中欧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比较

其次，就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而言，2007年之前，中国的拨备覆盖率低于欧盟，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增长迅速。随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银监会)新资本要求的出台，2013年平均拨备覆盖率达到最高水平282.72%，拨备覆盖率应低于150%。同时，欧盟主要银行的平均拨备覆盖率始终徘徊在70%左右。(数据来源:商业银行财务报告)

总的来说，中国和欧洲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它们不同的经济条件。中国比欧盟晚开始采用巴塞尔协议标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银行监管体系相对不完善。然而，近年来，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中国不仅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发展了银行监管体系，法律法规更加严格和成熟。

基于以上比较和分析，文章得出以下结论

1.严格监管银行业是确保商业银行降低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途径。只有在有效监管下，我们才能防止2008年金融危机的悲剧。目前，我国银行监管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作为中高收入水平新兴市场的代表，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在中国极其重要。在当前去杠杆化的形势下，国内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监管体系，以满足外部第三方监管机构的要求，加强风险管理，转变经营理念，实现风险、收益和资本的平衡。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和盈利能力下降，银行业需要调整业务结构，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占用较少的业务，通过金融创新发展新业务，实现收入最大化。

2.当前的监管要求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金融压力。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实际上比巴塞尔协议三更加严格。从表面上看，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有利于银行业的稳定发展。然而，中国是一个刚刚进入中高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其经济增长率将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经济增长和信贷扩张密切相关。目前的主要经济目的是进一步稳定就业、金融、外贸、外国投资和预期。同时，要继续打三场硬仗，每一场都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目前，银行监管在一些指标上过于严格，使得银行不得不不断补充核心资本，这不仅给银行造成了巨大的金融压力，也影响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3.过高的安全边际影响了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根据我国商业银行公布的监管数据，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银监会规定的资本充足率底线存在较大的安全边际。根据监管要求，商业银行需要持有大量高流动性资产，如零风险加权系数的各种证券。然而，从可持续利润的角度来看，零风险加权系数的资产回报率必然远低于一些公司证券和资产支持债券。然而，为了满足监管要求，银行将更倾向于零风险加权系数的证券。即使一些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债券具有极高的评级和低风险，银行也不会更倾向于持有它们，从而导致银行回报下降。从本文的研究中还可以看出，五大银行的平均总资产回报率高于欧盟几大银行，但逐年下降，这意味着随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确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4.现有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银行压缩信贷，减缓扩张速度，从而造成社会资金缺口大，人为制造银行业发展瓶颈。面对当前高标准的监管要求，银行一级资本尤其是核心一级资本面临着巨大的资本补充压力。对于上市银行，它们可以通过私募和发行优先股来补充资本，但中国大多数银行不具备这一条件。对于大多数非上市银行来说，一方面，通过业务转型升级，可以大力发展银行中间业务，降低对资本的需求，同时，还需要降低信贷额度，减缓扩张速度，以达到节约资本的目的。然而，发展中间业务和降低信贷额度都不利于社会和经济发展。在当前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全社会需要大量资金来完成产业转型升级，这与去杠杆化的要求并不矛盾。企业需要增加对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率的投资，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然而，现有的银行业监管政策只关注如何降低社会杠杆，而较少关注如何协助产业转型升级。

基于上述结果，本文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监管法律法规过于严格，数据指标设计之初设定的标准甚至高于巴塞尔协议iii的相关要求。对于高度发达且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巴塞尔银行委员会成员来说，需要更高的监管标准来规避风险。然而，对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更高的监管标准将占用大量银行资本，阻碍信贷扩张，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同时，苛刻的监管标准将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损害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看，都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以下建议。

1.中国银行业需要降低行业监管标准，至少资本充足率相关数据应降至巴塞尔协议iii的水平。与此同时，各商业银行需要通过经营自发降低目前较高的监管指标，在符合国家宏观经济规划的前提下，通过各种业务盘活和存放资本，以提高盈利能力。商业银行可以增加对高科技企业、制造企业，甚至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同时释放资金减少其存款资本，以较低的风险刺激当前的经济发展。

2.在释放资本的同时，控制风险和监督资金流动非常重要。在风险控制方面，央行可以建立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统一风险控制规则，并采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新技术建立一系列风险控制模型系统来降低风险。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和央行需要更密切地监控资金流动，阻断资金流向高风险、高杠杆产品的渠道，严格控制资金进入目前面临较高风险、受到严格监管的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

3.支持商业银行通过新兴技术发展中间业务，通过金融技术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减少资金占用，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自身盈利能力。比如，建立一个统一便捷的支付结算平台，重新整合已经被第三方支付平台分割的移动支付市场。利用银行自身拥有的庞大客户数据库，通过先进的算法和存储方式，突破了原本由银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实现真正的随时、随地、以任何方式便捷的支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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