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伴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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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我是一名刚刚进入经济理论领域的新人。《中国经济时报》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类报纸，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高定位、时代性、专业性、实践性、改革导向性和学术包容性等鲜明特色吸引了我的目光。起初，我把阅读《中国经济时报》作为我工作的必修课，然后它自然成了一种习惯。《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许多文章为我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新观点》的理论版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经过深入研究后发布的大量研究报告和通讯。

2002年8月17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纪念日。我的文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实质是什么》首次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我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会发表。首先，我当时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非主流”观点会得到时代的迅速而积极的回应和关注。从提交到出版不到20天，作为当天《新观点》的核心文章，占据了整页主页面的一半以上。当时，学术界主流采用罗斯托、切尼等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来研究我国的发展阶段，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运动的阶段所决定的。第二件我没想到的事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与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精神在十多年后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历史变化，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重大判断。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充分体现了《泰晤士报》的选文智慧，也启发了当时默默无闻的我。从那以后，我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十多篇理论文章，我与《中国经济时报》的关系也上升到了“读者+作者”的新阶段。《泰晤士报》对我的理论研究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同时，我很幸运能通过这些文章不断参与时代的变革和发展。

我在《中国经济时报》的命运，更具体地反映在我多年来与《泰晤士报》人的交流、交流和互动中。从早期的“新观点”到现在的“智囊团观点”，我与理论版的几位编辑进行了互动。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与《纽约时报》员工相同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的《泰晤士报》人把“对读者和历史负责”的理念融入到了具体的组稿、编辑稿件、排版等工作中。，并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文章，给包括我在内的读者一种实实在在的收获感，从而实现了时代的品质、品牌和价值。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改革开放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新征程。1994年11月，随着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时代潮流，中国经济时报应运而生。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和转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时俱进的《中国经济时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传播力和影响力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作为《中国经济时报》的铁杆粉丝，我期待《中国经济时报》在未来25年内实现中英双语，全面开启国际化的新征程。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背景下，是时候向拥有全球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世界级经济媒体的目标迈进，建设中国版的金融时代了。

[作者是中共长沙市委党校(长沙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