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不搞强刺激 202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政策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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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我认为，这次会议延续了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大体上符合作者的文章《2020:中国经济需要“保六”吗在期待中！

12月10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我认为，这次会议延续了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总体上达到了预期。

会议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有了客观、理性的认识，面对“全球动荡和风险点大幅增加”、“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问题交织在一起”、“三相叠加”影响继续加深、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现实；同时，强调用科学务实的方法指导政策部署，提出“要科学稳妥地把握宏观政策的反周期调整”、“强化整体观念，在多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要善于通过改革突破发展面临的体制和制度障碍”。

在上述背景下，本次会议仍坚持合理适度反周期调控的政策思路，不搞强刺激，以“稳定”为第一要务。比如，会议提到“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是灵活和适度的”，而广义的货币基调并没有改变；“大力提高质量和效率”的财政政策将继续是积极的；总的原则，仍然坚持“留而不投机”，并提到“充分落实稳定土地价格、稳定住房价格和稳定城市政策预期的长期管理和控制机制”；面对外部不确定性，提出“对外开放应继续向更广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发展”。此外，当前决策层的思路仍然着眼于中长期发展，改善民生、稳定就业、高质量发展和深化改革也构成了政策的主线。

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在2020年很有可能会继续整体下滑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稳定”一词应该是一个综合的外部不确定性、强烈的刺激效应及其后遗症、宽松的空政策等诸多因素。结果与作者的文章“2020:中国的经济需求”相一致对…的期望。原文如下供参考。

2020年:中国经济需要“保证6”吗？

2019年中国经济笼罩在两起重大事故中。首先，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突然发生了变化。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一直在升级，而中国则反击了这一强硬回应。在“升级-复谈-升级-复谈”的曲折中，两国经贸摩擦加剧。二是面对严峻的内外部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不松不紧，房地产融资和金融整顿力度超出预期。

在这种背景下，今年中国经济的走势是先高后低，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达到《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的6-6.5%的下限。在这方面，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永定认为，gdp增长率应该在达到6%后“刹车”，而且“宁可金融形势暂时恶化”，也要稳定经济增长。市场经济学家陆婷认为，我们应该珍惜小政策空，谨慎使用宽松政策。

在这方面，笔者认为，2020年的目标不应定为“保证6”。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采取了一定的刺激措施，但效果不好；第二，外部环境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过去强有力的刺激措施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如果为了“保证6”而重启强刺激，可能会影响风险防范等政策目标的完成，从而得不偿失。

保持增长的措施已经奏效

事实上，中国使用了适度的刺激。在去年以来的当前经济低迷时期，政策制定者仍然非常重视短期增长，反周期监管从未缺失。

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今年两次实施全面的RRR降息，总计降息1.5个百分点，释放中长期资金约2.4万亿元；部分中小银行三次被定向降级，释放资金约2800亿元；定向扶持中小微型和民营企业，三次实施tmlf运作，投放资金8200多亿元；随着价格工具的合理使用和lpr新报价机制的引入，lpr已经降低了三倍，一年期品种总共减少了16个基点。此外，多边基金和公开市场操作(omo)在应对承包商事件等短期冲击以及保持合理和充足的流动性方面一直发挥着作用。

在财政方面，减税和减费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第三季度，国家增加减免税和减费17834亿元，其中新增减免税15109亿元，新增减社会保障费2725亿元，完成年度进展。90%；其中，增值税减税7035亿元，个人所得税两步改革4426亿元，小微企业普惠政策1827亿元。

基础设施也很活跃。今年新的专项债务限额为2.15万亿元，截至9月已全部发放；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部分符合条件项目的资本金；今年9月，国务院明确提出“明年新的专项债务额度将提前发放，使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此外，11月，国务院还明确降低了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金比例。

然而，中国的经济数据似乎仍然疲软。1-10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9%，制造业投资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均处于历史低位。这是否意味着刺激不起作用？作者倾向于认为，虽然刺激的具体效果难以量化，但如果没有上述政策，中国经济可能已经“突破6”，提前跌入5区间，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悲观预期。

外部环境仍将影响增长前景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预计经济仍将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尽管中美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双方有望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一年来两国经贸形势的反复波折表明，我们仍应警惕谈判达不到预期的可能性。

此外，即使贸易协定在短时间内实施，所有已经征收的关税也不会全部取消，关税已经造成的损失更难以挽回。定于12月15日对1800亿美元商品征收的关税是否会延期，将是谈判趋势的关键指标。

受贸易萎缩的影响，海外经济趋势不容乐观。作为全球经济繁荣的“金丝雀”，韩国出口连续12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复苏需要时间。美国消费仍有弹性，但企业已经在减少投资。通过税制改革回到中国的利润主要进入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有限。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会降至2%以下。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将欧盟的经济增长率降至1.2%，而德国这个出口导向型的火车头仍然是一个拖累。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退出欧盟等重大政治和经济事件将于2020年首次亮相。围绕伊朗核问题等地缘政治风险，不可能排除其他“黑天鹅”事件。即使特朗普“食言”，达成并撕毁中美之间的第一阶段协议也不是不可能的。一旦外部环境的恶化超出预期，就很难也没有必要保证6。

深化改革开放，避免强烈刺激

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当面临经济压力时，中国经常采取强有力的刺激措施。虽然这些刺激政策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扩张，潜在增长率下降，刺激效果也略有减弱。

强烈的刺激仍然会留下许多后遗症。笔者曾在《反思“四万亿”恐惧症》中指出，“四万亿”是在中国经济处于硬着陆边缘时推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忽略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缺陷。“4万亿元”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地方政府金融行为缺乏约束、金融体系承担“准金融”职能、国有企业隐性担保机制、产业政策存在诸多缺陷，导致房地产泡沫积累、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增加、产能过剩等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

以房价为例，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每一轮刺激措施都伴随着房价的大幅上涨。通过对国内家庭贷款和金融机构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的计算，笔者发现这一比例在2018年达到了122%。以国际清算银行的居民还款率(即利用剩余加权平均期限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居民债务现值)作为杠杆率指标，可以得出中国居民的杠杆率为10.32%，高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

因此，笔者认为，2020年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当前的政策思路。特别是在房地产领域，短期内不会把它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中期内会坚持“住而不炒”，以抑制房地产的高杠杆风险，减少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只有当经济下行压力触及底线或住宅企业资金链风险加剧时，才会出现“按市决策”的边际微调。

在财政上，提前发行特殊债券以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将是政策的主线，但与之前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不同，2020年的主要推动力将是通信领域的“新基础设施”。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行长易纲表示，“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短期需求平衡”，货币政策框架将协调稳定增长和降低成本的关系，逐步从数量控制向价格控制转变。

至关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应尽可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以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目前，一些媒体强烈表示，第一阶段协议应该取消关税上调，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一旦取消关税上调，谈判将涉及政府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深水领域”，双方的拉锯战将不可避免地升级，造成进一步拖延。笔者认为，第一阶段仍应重点关注美国取消新关税和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并就此达成协议。

2020年是改革的关键一年。短期稳定增长和长期改革之间存在权衡。核心仍然是通过开放和增加创新和研发来提高效率。特别是在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内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应继续以开放应对孤立主义，实现竞争中立原则，优化经营环境，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治理能力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改革开放取得了实效，取得了较大的中长期效益。即使未来的经济增长发生转变并进入第五个时代，它也将比强有力的刺激带来的6%的增长更健康。